《質量強國建設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的發布，至少體現了兩個重要的“首次”：一是首次以“質量強國”作為文件標題的《綱要》，此前質量強國僅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或質量管理部門有關文件中；二是首次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發布的質量領域發展綱要。

　　因此，本次出臺的《綱要》具有重大意義，其不僅是一份關于微觀產品、服務、工程等領域質量提升的綱領性文件，更是新發展階段提升我國供給側質量，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行動指南。《綱要》從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全局出發，提出了許多全新的質量理念和概念，值得產業發展領域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深入探討。本文主要圍繞《綱要》第四部分“增強產業質量競爭力”內容進行解讀。

　　強化產業基礎質量支撐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內容

　　我國已進入服務業主導經濟發展的階段，只有實現了服務業的結構升級才能夠克服“鮑莫爾成本病”，實現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檢驗、檢測、認證、計量等質量服務業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內容。當前，具有代表性的質量強國如法國、美國、瑞士等均有著很強的質量服務產業。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國的質量檢驗檢測認證產業起步晚，總體上服務能力較弱、市場競爭能力不足、發展規模較小，與我國當前經濟規模和貿易規模地位不相符。

　　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統計，截至2022年底，我國認證機構和檢驗檢測機構數量突破5.4萬家，2021年行業從業人員151萬人，平均每家機構不到30人，這反映出我國檢驗檢測機構“小、散、弱”特征明顯，缺乏具備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品牌機構。由于這些產業發展的短板，缺乏重要產品和技術的大數據，產品質量無法在市場上得到有效識別，從而導致質量信息不對稱，尤其是對中小企業而言，即使企業產品擁有高質量但質量不被市場識別并認可，則容易在價格競爭中被淘汰出局，限制了我國制造業領域關鍵材料、核心技術的研發進程。在國際貿易領域，由于我國缺少國際認可的質量檢驗檢測認證，出口商品只能通過尋求國際機構認證，這也極大地限制了產品的自主定價權。在我國“十四五”規劃中，首次提出了“完善質量基礎設施”的概念，突出了質量服務產業的基礎性、公共性的重要地位。《綱要》指出的“加強技術創新、標準研制、計量測試、合格評定、知識產權、工業數據等產業技術基礎能力建設”直指當前我國質量基礎服務業的關鍵痛點，結合質量服務產業數字化、智能化、平臺化的最新發展趨勢，對于提升我國質量服務業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提升產業質量競爭力是實現高質量供給的關鍵

　　我國經濟發展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提升發展質量。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就是要提升供給側質量，提升質量競爭力。所謂質量競爭力，通俗地講就是從低質低價競爭轉變為優質優價競爭，通過良好的品牌、服務等方面提升產品溢價，獲得更高的產品附加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經濟增長取得了巨大成就。當前我國要素稟賦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勞動力相對于資本變得更為稀缺，勞動力成本持續攀升。另一方面，我國國內的需求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數量型、溫飽型需求轉變為高質量需求。

　　與此同時，我國已經積累了一定的質量競爭優勢，主要包括我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人，預計到2025年該群體將接近6億人，其對于高質量消費的需求將成為未來發展的重要牽引力。我國一大批企業形成了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品牌優勢，華為、海爾、格力等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已經具備了非常強的品牌競爭力，越來越多的品牌還在不斷涌現并走向國際市場。我國已經形成了良好的數字化發展平臺，以天貓平臺為例，2021年僅“雙11”期間總交易額就達5403億元。2022年我國全國網上零售額達13.79萬億元，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11.96萬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7.2%，數字化平臺的發展已經成為推動中國消費的重要方式，對于引導和促進高質量消費具有重要作用。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消費水平的提升，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消費升級的背景下，沒有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供給，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得不到滿足，而最終實現高質量供給的關鍵是提升產業質量競爭力。因此，《綱要》所提出的提高產業質量競爭水平，為我國未來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指明了具體方向，將有助于培育新的發展紅利。

　　提升產業集群質量引領力是突破產業鏈供應鏈短板的重要路徑

　　我國的產業發展具有很強的集聚特色，早期的產業集聚主要是為了形成規模優勢、節約交易成本、促進技術溢出等。在當前階段，產業發展除了基于節約成本的需要以外，還需要更進一步地促進企業間形成質量的互動，達到產業鏈與供應鏈質量協同提升的目標。因為，單個企業的質量水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同類企業以及上下游企業的影響，特別是那些存在投入產出關系的企業之間，這種影響效應更強。雖然我國的質量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但是在某些行業領域形成了一批質量競爭力較強的企業。如華為2021年銷售收入6368億元，凈利潤1137億元，同比增長75.9%，研發投入達到1427億元，占全年收入的22.4%，在國際權威品牌價值評估機構GYbrand發布的2022世界品牌500強排行榜中排名升至第五。在移動通信領域，華為不斷創新，從1G空白，2G跟隨，3G突破，4G同步，再到5G超越，華為在5G領域的突破性創新使我國在通信行業實現跨越式發展。在5G國際標準制定方面，我國已成為國際電信聯盟（ITU）、第三代合作伙伴計劃（3GPP）等國際行業組織的重要力量，這對于我國標準領域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在家電領域，海爾、格力等企業品牌質量競爭力不斷增強，1984年張瑞敏“砸冰箱”事件砸醒了海爾人的質量意識，海爾發展進入名牌戰略階段，決定通過實施全面質量管理來提高產品質量，并開發出質量管理創新的成果——OEC管理模式。不管是華為還是海爾，都作為行業中優秀企業對行業質量標準作出引領性貢獻。產業質量的提升需要頭部企業做好質量表率，從而倒逼行業上下游企業提升質量，帶動產業鏈及行業的質量能力提升。《綱要》提出的“構建質量管理協同、質量資源共享、企業分工協作的質量發展良好生態”，對于積極利用我國部分企業的質量創新優勢，補足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質量短板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區域質量發展優勢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動能

　　我國不同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是高質量發展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此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主要是通過傾斜性政策來加以扶持，這一類政策在發展早期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但是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這種外部政策帶來的發展效應越來越低，亟須培育各地區的內部發展動力。《綱要》首次提出了“推動區域質量發展與生產力布局、區位優勢、環境承載能力及社會發展需求對接融合”，就是要利用各個區域獨特的稟賦優勢，提升區域的質量競爭力水平。通過質量創新的跨區域分工與合作，促進區域間質量發展的聯通和帶動能力。以筆者曾調研過的廣東虎門一家服裝企業為例，其在虎門主要保留設計團隊和樣板制造車間，主要的生產工廠則布局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總部通過標準、管理等手段對各個工廠進行嚴格的質量管控。通過總部的質量管理能力輸出，內地的加工企業迅速提升了質量管理能力，也帶動了本地區其他企業基于主導產業的質量創新能力提升。我國工業門類眾多，區域間發展水平差異較大，解決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關鍵在于找到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并將優勢進一步鞏固，才能夠推動全渠道產業鏈質量共同提升，從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羅連發 鄭帥旗）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